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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在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向來有兩種面目：人民和民瑞脑消金兽眾。人民是進步的、勇敢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而民瑞脑消金兽眾往往是落後的、膽小的、亟待啓蒙的。人民的屬性毫無異議，民瑞脑消金兽眾一詞原本是中性的，然而在狂飆突進的時代，任何中立的事物都是對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反動，於是被賦予了貶義的色彩。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羅家倫先生曾說：“養猴子的人，必須自己變成猴子。”這是比喻革莫道不消魂命須得深入群眾，按照余英時先生的說法，城市邊緣階層的知識份子因此深入民間，和農村邊緣階層的強盜光棍結合在一起，一時風雲變幻，中原易鼎。自詡進步的精英分子將愚昧未開化卻可以被激發鼓舞的民瑞脑消金兽眾下意識的比作猴子，大約是受了進化論的影響，玩猴的羅先生最後被猴們趕出大陸，這是他沒想到的。
然而在猴子被啓蒙前，他們是統治者的鵝。鵝城的寓意如同《毒太陽》里的“載滿鵝的火車”，一座被呆板、愚昧、毫無希望包裹的城池。既得利益者黃四郎與官僚知識階層縣長合謀，一起統治著這群愚昧懦弱的民瑞脑消金兽眾，盤剝壓榨，固若精湯。如此千秋萬代的大好買賣，卻讓強盜給攪合了。
理想主義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在中國無法生存，於是蔡松坡將軍的手莫道不消魂槍隊長做了強盜，而北大的圖書管理員則聽信了羅家倫和胡適之的話，跑去鄉間著實研究猴子運動問題。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和強盜如此的相似，他們都充滿了表現欲：美國的喬治•凱南大使曾说苏联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往往是在沙俄时代“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而姜文理解的強盜对一切新奇的事物充满好奇，他们懂留声机，知道自行车，假如不是怕驚嚇觀眾，姜导演甚至想过让其中一个強盜将文胸外穿来标榜新奇；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和強盜都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陈腐现实的掘墓人，他们急于表现出与众不同和高人一等，所以一旦他们手握权柄，那么萬里江山都将成为他们的舞台。当然不管是張牧之還是毛潤之，起初的理想都不曾那麼宏大，麻匪開始不過是打劫火車，而井冈山的大王最初不过是想当个教师。
雪耻心和对旧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是驱使強盜们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源动力，於是张牧之运用權柄的第一步就是要宣揚公正，廢除跪拜，重立冤鼓。革莫道不消魂命者的表演最注重儀式，包括稱呼、口號和手勢，於是大家都是同志，見面只須握手，手揮紅寶書或者行軍禮，儀式賦予革莫道不消魂命神聖的光彩，革莫道不消魂命者沉迷其中；然而就像開堂審理的第一個案子那樣，真正震懾團練武舉人的並非是革莫道不消魂命的理念，而是強盜的子佳节又重阳彈。
所有成功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只有兩條出路，要么放棄革莫道不消魂命，和既得利益者一起做買賣；要么幹掉黃四郎，自己獨大，變成新的既得利益者。每一次狂歡之後都會有一個勝利者，勝利者就大救星大聖人，這是普遍真理。對於鵝城的百姓來說，不管哪一種選擇，日子還是照舊過，當好大盜的猴子同樣也能當好聖人的鵝。
然而，還存在著另一種更可怕的可能，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大盜迷戀上了革莫道不消魂命本身。
甲午之後，中國的知識階層普遍彌漫著對於本國命運的焦慮，由於社會進化論的流行，更加深了弱勢國家的自我認定。所以當一種貧賤者可以戰勝富貴者、弱勢階層必定推翻強勢階層的理論一出現，就大獲追捧，和之前流行的白蓮教、太平天國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不同，這次的彌賽亞換成了“人民”。就如喬治•凱南大使所言，這個革莫道不消魂命理論為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大盜們提供了報仇雪恥、推翻舊價值、自我實現和追求權柄的違反科學規律的理論依據，雖然它注重描寫了革莫道不消魂命鬥爭部份而對革莫道不消魂命成功之後的建設綱領含糊不清、不切實際，但是衝動和愛表現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們虔誠地信奉它。
《羅馬帝國衰亡史》里寫道：“篤信到欺騙, 這一步是非常危險而又不知不覺的。聖賢蘇格拉底告訴我們, 聰明的人可能為自己欺騙, 善良的人可能愚弄他人，人的良心正是處於自我幻覺和有意欺騙的混和的中間狀態。”這種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欺騙卻是根源於對於普通民瑞脑消金兽眾的蔑視。胡繩在回答為何要限制輿論時說的：“掌權了，就怕亂。……當初亂（國民黨時期），是亂了國民黨。”張牧之利用的騙子馬邦德喪妻亡子死在了一堆白銀里，毛潤之利用的知識份子官僚階層也被清算打擊，大盜蔑視騙子的陰謀詭計，只不過是為了標榜自己的陽謀，當鵝一般的民瑞脑消金兽眾裹足不前，大盜也只能利用處死替身欺騙狡詐的民瑞脑消金兽眾，奪得天下——歸根到底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大盜才是大騙子！
變天之後的鵝城百姓可以歡天喜地打土豪分田地，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搬去土谷祠，然而成了聖人的大盜張牧之卻不肯停歇，他的親密戰友拐跑了他的愛人，奔向富貴繁華的地方，這是對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背叛。中國的歷史就是影片開頭結尾的馬拉火車，也許它有鋼鐵的軀殼，冒著濃煙，發出長鳴，但是它依舊是一輛馬拉的鑾駕，走在既定的軌道上。不管是張牧之還是毛潤之想改變它的軌跡，卻不曾發覺自己也是沿著那條軌道在前行——只是苦了鵝城的百姓，原本是偶爾客串下猴子的鵝，如今卻要即當大盜的猴子又當聖人的鵝，要做造反的順民，進步的看客，自然，你是不能真革莫道不消魂命真造反的，花果山的群猴不可違抗齊天大聖，不然輕則勞改重則割喉。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有聖人必然會有大盜，有獨裁統治，必然會有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在鵝與猴子的角色轉換之間，百姓已經練得如魚得水，收放自如，而統治者也已練就了聖人和大盜的雙重面孔，時而養民自肥，時而革民之命以饗民，大盜的猴子不過一時，聖人的鵝或可日拱一卒，惟獨在即是聖人又是大盜的治下，猴子和鵝的角色相互混淆，永無寧日，不得喘息，這才是毫無希望的存在。
电影里的屠岸贾说道：“当人人都不把敌人当成敌人，他就没有了敌人。”我的身后凑趣地递上哈欠声。鲁迅说，人民常用自己的血，去洗独半夜凉初透裁者的手，使他们又成洁净的人物。屠有暗香盈袖杀者抹凈血污，也会有所顿悟，只是那份宽容慈悲是用来要求奉献膏血的“人人”，而非本身。
在这个新时代的旧故事里，没有了知恩图报的灵辄和感义自尽的鉏麑，只有武艺超群的保镖；没有了“立孤与死孰难”的对话，只有被动纠结的郎中。这不是一个“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琐碎平凡的生活。
那不是可以牺牲亲生骨肉报答恩义的义士，那只是一个被强权夺去妻儿的普通人，他选择报仇的方式是隐忍，把怨毒埋在心底，耐心等待凶手老朽而苟活者复仇。然而现实的生活并非戏剧里那样慷慨悲歌，庸常的岁月消磨仇恨，颠倒了是非。当电影里的赵氏孤儿拔剑向程婴索要屠岸贾的疗伤药丸，那刻，义士就成了荒诞。凶手依旧掌握一切，他不仅消灭敌人，也拉拢人心；凶手和苟活者握手言和，而死者已矣，死去的妻儿终不能复生，逝去的岁月也无法回转，自己忙碌劳苦的一世，又是为何？
电影里的起承转合就和它的道具布景一样粗糙单薄，转眼间程勃和屠岸贾的拔剑厮杀，始终无法解答电影中自己提的那个问题：“你的仇人干嘛叫我杀？”赵氏孤儿的记忆里没有鲜血，屠有暗香盈袖杀者隐藏面目，赠与苟活者膏脂蜜汁。凭什么要我背负起从不曾谋面的人们的冤屈、那些过往岁月的仇怨，而放弃安稳静好的现世生活？
在嵇康被诛二十年后，山涛劝告其子嵇绍出仕：“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于是“忘其父而事其非君”，乃至荡阴之难，保全仇人的血脉，留下的是嵇侍中血的愚忠。如此消息未免太快了些，古人常使之与王裒相较，同样父遭朝廷枉杀，嵇绍选择了忘掉怨雠，追逐现世的生活，而王裒坚辞不就，不肯出仕，古人褒王贬嵇，概无异议；时光流转到了当下，赵氏孤儿的编剧们布下了暧昧的情氛，却又不得不用快意恩仇的结局加以掩饰。这正是强权下生存的隐喻：屠有暗香盈袖杀者宣扬着高妙的道德，然而做为苟活者的人们行事却不得不花面逢迎，委曲求全。
苟活者们以为他们姑息凶手，放下仇恨，而凶手亦必如是——可是他们错了。苟活者看不到，现实里的凶手，他们年老的时未必有电影里的屠岸贾那么心软，铁石心肠压过的是同样年轻的血肉；也不是每个屠岸贾都没有子嗣，他们披肝沥血摧折豪杰打下大好家业，为的就是自己子子孙孙永宝用。
你狗一般逢迎，牛一样劳苦，太阳底下奔走，终不过吃到一口残羹冷炙。伏尔泰依照《赵氏孤儿》而改编的《中国孤儿》里，野蛮的蒙古大汗被南宋遗民的高义感化，于是文明征服野蛮，理性战胜愚昧，公义得到维护，尊严得到保障，“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电影终会散场，但是中国孤儿的命运却以和故事另一种截然相反姿态继续伸展：大汗和屠岸贾们高高坐在枉死者的尸骸上，冷冷看着孤儿们钩心斗角，互成雠寇，噍杀恚怒，弥漫九州岛。你心中并不单单敌视他们，在这压迫的时代里，人人都是你的敌人，你也是人人的敌人，你不是义士，也没有人为你复仇；你常在夜间惊起，自觉怨愤难抑，转头细想，一切虚荒诞幻，日夜奔忙，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然后你想明白了，这就是命！
于是是非混淆，犬儒横行，大道荒弛，廉耻尽丧。再看那出千古忠义的《赵氏孤儿》，便满心以为那些重义轻生的故事必是虚假，报仇雪恨的情怀定当幼稚。却偏有那样鲁直忠义的志士，他们不认命，为了所谓的道义不避刀兵，他们站在满世诺诺的聪明人面前，就像从万古洪荒闯进这坚硬冰冷的世界，动摇屠有暗香盈袖杀者们骄傲的基石。
正因如此，屠有暗香盈袖杀者惧怕那样的父亲，哪怕被判入监亦要为儿子讨公道，惧怕那样的赵氏孤儿，了父亲在法庭外举牌鸣冤；更惧怕那样的义士，身陷囹圄时依旧可以平静地说：“我没有敌人。”
孟子说过，仁者无敌。
電影里的通天浮屠倒下，帝王的榮耀霎時變得黯淡，因她明白，那權柄終將歸還；歷史里的女王在則天門上登基，一眼望去遍地是象徵大周火德的紅旗，身後高逾二百九十四尺的明堂——萬象神宮焚毀重起，獨裁者的權柄從不歸還，只被剝奪。
這并不是一個典型的徐克故事，沒有江湖，只有廟堂；沒有俠客，只有忠臣。故事里的人物上自武則天、上官靜，下到沙陀忠、汪驢，都是廟堂過客，只是有人站在殿上，滿目的通天榮耀；而有人身處監牢，依舊心憂蒼生。
武則天自稱彌勒轉世，應允一個“無有諸疾苦，離惱常安樂”的淨土，帶來的卻是荒淫屠戮，之前與之後的世代，無數自詡為彌勒或者彌賽亞的人飾演神通，空口許諾，終於朽敗。信奉彌勒轉世的人，信奉彌賽亞降生的人，信奉紅太陽大救星的人是國師陸離的神鹿，他們既是受騙者，又是騙子：他們表達的是國師的言語，卻以為己出；他們維護的是國師的面目，卻以為己出；終於他們順應著國師的旨意，破頭而死，卻掩蓋不了國師也是虛假。因信稱義的迷信者們看不到那虛假，他們的生命虛妄的只剩下信仰行為本身才是真實。
坐穩江山的獨裁者可以拋卻神通，因那燻天的權勢就是神通；可以忘掉應許，因那應許隨時轉移，誰敢質疑？所以登基之後的武則天可以拋棄國師，進城之後的大救星們可以拋掉信仰。
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是裴東來和上官靜，不問是非，只求富貴，日夜奔走，勤奮勞碌，只爲有出頭的一日，卻不知在哪一天莫名其妙地深陷危局，微不足道地犧牲性命；我們遭受冤屈，要么避隱江湖，偷生鬼市，如同太醫汪驢，要么忍辱偷生，伺機報復，如同沙陀忠——或者，如同手持亢龍鐗的狄仁傑。
亢龍鐗是先帝所賜，以窺探到事物的缺失，一同賜予的還有自由言說的權利——天賦的自由言說的權利才能保證缺失錯謬被監督糾正，這是無形的亢龍鐗。在獨裁者的眼裡，自由言說就是犯罪，郝象賢被殺前大聲辱駡武則天，言及宮闈穢事，之後斬首人犯皆口塞木核，到底是比割喉少了些果決殘忍。狄仁傑曾因公開反對武則天而入獄，幸而未死，有形和無形的亢龍鐗一齊收繳。凡有暴君的世代必有英雄，他不是救世主，不是神，他沒有神通，不能解民於倒懸，他有的只是歲月和肉身，消磨在暴君牢獄里，囚禁了自己也囚禁了暴君，他會堅貞不屈地抗爭，以飛蛾撲火地姿態追求信念，讓不能理解的人們以為他是傻子，讓獨裁者污蔑他是黑手。但是他寬容慈悲，反對暴戾復仇，主張平等和解。
所以狄仁傑才會拼死阻止沙陀忠的陰謀，因他明白，殺人者未必比被殺者正義，如今高高在上的尊者們當年何嘗不是因著正義復仇的籍口攀登上位；所以狄仁傑才會在最後救下武則天，而只求她在亢龍鐗的監督下宣誓歸還權柄。
武則天終於歸還了權柄——但那只是電影，現實里的帝王放不下權勢的榮耀，通天浮屠乃至鳥CHAO水方都將朽敗崩壞，天則門直到天AN門都被血海淹埋，赤縣神州億兆黎民都會傾覆殘滅，那也無法撼動獨裁者的心。他們永遠倨傲地手握權柄，囚禁一個又一個狄仁傑，收繳一把又一把亢龍鐗；最終迎來的將是沙陀忠們潑灑令其自有暗香盈袖焚的毒藥，推倒他們的宏殿高堂，砍下他們的大好頭顱。
電影給予觀者的安慰，亦如番邦給予狄仁傑的誇獎，雖有裨益，終是虛隔；惟有如裴東來、上官靜之輩臨死前的信任覺悟，才是對狄仁傑最大的鼓勵。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最高院的張軍先生想必是聽聞了夫子的教誨，而神奇地在那一刻從堅貞的黨員變身儒家信徒，提倡起“百姓要少打官司，不要敢打官司！”
無訟不僅僅是儒家的社會理想，同時也是墨、道、法諸家的共同追求，“使民無爭”的思想來源久遠，根植於上古時代民瑞脑消金兽眾對於動盪爭擾的現實生活的厭惡。敝鄉鄉黨、著名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法學家吳經熊先生曾經大力批判儒家的無訟思想：“……道德家固然用不着奖励争讼，替许多律师来解决生计问题；但是将争讼的本身当作不道德的勾当，那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争讼是社会上免不得的自然现象，一则用不着人们来鼓励，二则也不是道德上的教训所能根本拔除的，既是不能拔除的，那么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自然现象，平心静气的来演出若干解决争讼的原则。法学的昌盛，法治精神的发达，都是以争讼为基础的。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归依处。”但是他恐怕在激憤之餘忘掉了《聖經》的訓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十二17～21)”“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不宜争讼(林前六1～ 
”。
舉例並非是贊同帝制時代賤訟的傳統，而是在說明任何信仰所依靠的神聖文本，就會被曲解和斷章取義。就如同文中開始夫子的那段話，它有不同的釋義。暫時按照主流解釋：“審理案件，我和其他人一樣。我所追求的是不要有紛爭訴訟。”
夫子不認為凡人有一言決獄的神明，法官必須要至誠，要敬畏，審判前讓原被告雙方“敦敦然皆立”，各自陳述事實觀點，相互辯論，然後才能做出判斷，“吾猶人也”。當然後世的言說中聖人成了“勝於人”，《說苑》里就言之鑿鑿地說：“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
無訟的理想，只是對為政者的衡量標杆，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狀態，一個不斷鞭策自身的目標。王弼在“必也使無訟乎”後注“化之在前”，無訟理想實現的前提條件是要教化在前。《韓詩外傳》里講了一個故事：“鲁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父子訟之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闻之，请無訟。”在這個故事里，夫子明確的將“無訟”責任指向“上”，也就是政府。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假若上梁不正，為政無德，卻認為是上訴、上訪的刁民、“神經不正常的人”造成了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這不是本末倒置么？“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反之則必定是無道！
然而這種無道的思維卻也是淵源有自。同樣一則故事，到了《荀子》那裡則是另一番味道：“孔子為鲁司寇。宥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請止，孔子舍之。”無訟的道德理想，居然需要依靠“刑罰”來實現，當然這依舊還有儒家的溫情在，希圖讓人三個月里自我醒悟；而到了明代，甚至有地方長官對凡是來打官司原被告均打幾十大板的案例。
這樣的偏差是王權專薄雾浓云愁永昼制對儒家原教旨精神的篡改。譬如鄧析之死，《左傳》中記載的是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左傳借“君子”之口來表達對殺戮的否定；然而到了《荀子》那裡，卻變成了那位曾受夫子稱贊、不毀鄉校的子產殺了鄧析，而事實上鄧析被誅那年子產已經逝世二十多年；等到了魏晉偽書《列子》那裡則更是明確說：“鄧析操两可之說，設無窮之辭，……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為法家政策背書、為獨裁者張目，而生造出許多理論、故事的無恥之徒，古代有，今天也有，未來還將有。
律法的基礎是“大畏民志”，是要讓民瑞脑消金兽眾敬畏；法和禮相輔相成，“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禮法合用才是中庸之道。上古的律法都是以大的準則框架附著案例，所以夫子才會反對子產鑄刑鼎。“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立鼎矣，何为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夫子認為人的理性總有限度的，律法的神聖超越了人的理性；“失其度矣“，就是人的理性自認為勝過了天地自然，神聖的律法成了刀筆吏隨意操弄的工具，人民失去了對律法、對禮樂、對秩序的敬畏，於是禮崩樂壞，王權獨裁。沒有敬畏心、沒有為政以德，呼喊再多的“至上”，都是對律法尊嚴的背離。
律法不受敬畏，禮樂掃蕩殆盡，為政好刑，失德偽飾，整個社會就不過是靠刑罰暴力綁縛的怪獸。昔有暴秦之強，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在上位者自恃有兵在手，無所畏忌，改竄經典，為己張目，得意囂張，殊不知哪一日洪水猛獸，糜爛潰敗，玉石俱焚，徒為後人哀。
當今四海昇平，百夷來朝，古今之治，未有如今者；躬逢盛世，不免野人寸心，獻芹負日，斗膽進言張軍先生：西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好以德治郡，凡遇民瑞脑消金兽眾訴訟，必定自己閉閣思過，認為是自己治理疏漏，導致民訟紛起。如此一來，民瑞脑消金兽眾都被感化，再也沒人打官司了。張軍先生有心向德，欽慕無訟之治，或可效仿韓郡守，閉閣思過，想必不期數載，天下太平矣！
又是新的一年，惟願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人。愿百災消散，諸鬼退避，讓我棲身在這井底，和我的親人們，平安相守。
帝都晴空萬里的時候，我的家鄉下著第三天的大雨，沒有一絲停歇的意思。石浦是一座荒廢的城，街頭不時跳脫出渾身濕漉漉的餓狗，在雨幕里寂寥地閃過。沿海路的街邊是一戶戶黑洞洞的商鋪，久無顧客，主人呆呆地望著大雨，看管著那一店不知什麽古舊的貨什。
短小的公交車窗玻璃滲著雨，攪拌著海風裡的魚腥氣，像一股粘稠的汁水，堵住每個人的喉嚨，大家無神地望著窗外，只有冷冷的電子聲在車廂里迴蕩：“本車是無人售票車，請將硬幣投入……”。
到站下車，依舊是密密麻麻的雨滴，圍裹在四周。石浦港口裡有幾隻海鷗倉皇地飛翔，雨潤風侵下的海島像一團漂在波濤里的海草，被陳舊的漁船團團圍住。穿著塑料拖鞋的人們挽著褲管對著電視里的禮炮和儀仗隊咧齒而笑，然後用還粘著魚鱗的手抹掉額頭上的雨水。
到地上鋪著瓦楞紙的超市裡買了箱八寶粥，那是外婆愛吃也能吃得下的東西。外婆在屋子里念經，見到我們來了，就放下手中的紙元寶，用白繩子系在念珠的那一節上。“這麼大雨怎麼就來了？”“給你帶了八寶粥。……你還知道我是誰么？”我湊近外婆的耳邊說。“知道是知道，就是叫不出名字了……”
姨父和表哥對著魚列而過的坦克戰機嘖嘖讚歎，外婆坐在電視的側邊，用著含混的言語念叨久遠歲月里的故事，言語含混，仿佛經咒——對於一個九十歲的老人，還能強求什麽呢。她的歲月慢慢倒退，回到以前。
電視里，鏡頭一閃而過，那個是非功過註定要後人才能說清的老人，深色領帶，黑色墨鏡，白髮黑衣，像送葬般靜默地站在狂歡的角落……
這是今年寫的第一篇正經稿子。自前年年底開始，便有意識的少寫文，一來生性疏懶，才疏學淺；二來怕筆墨取禍，口舌興災。此次是應編輯之邀，寫的一篇關於東莞當地時事新聞的評論，大約不會壞事吧。文章見今日的《南方都市報》東莞版，有刪節調整。
背景新聞地址：http://gcontent.nddaily.com/7/fe/7fec306d1e665bc9/Blog/c96/1265e8.html
美剧《越狱》中有一个称为“公司”的组织，谋杀总统，陷害良民，目无法纪，无所不能。美国观众历来偏爱这种阴谋论，整箩筐整箩筐地照着这个黑影编故事，就像午夜时分讲鬼故事的小女生，讲得自己毛发悚立，大觉过瘾。美国历史太短，人民心智太单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满足于这样低级趣味的阴谋论自然无足道哉；可《越狱》在中国也大流其行，这倒颇让人意外，这等鬼故事，何必看连续剧，翻开报纸俯首皆是。
雷女士的经历，不过是庸常而习见的大公司破坏合同耍流氓，但是亮点就出现在最后：雷女士的加盟店被砸，本人被威胁，嫌疑最大的“公司”居然双手一摊，把责任推给了莫须有的竞争对手身上，并且还在判断之前加了十足严谨的“很有可能”一词。
假设那个邪有暗香盈袖恶的敌对势力真的存在，那么他砸店后果只可能有两个：替“公司”铲除了雷女士这个“麻烦”；让“公司”背上暴力威胁的罪名。毫无疑问，既然荣膺“竞争对手”的美誉，自然是不会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情；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邪有暗香盈袖恶的敌对势力就是希望通过无间道的方式，装成“公司”的人，做出一些让“公司”背黑锅的事。我相信“公司”的那位律师若闻此言也必会点头说句“很有可能”！
中华上下五千年，浩浩荡荡，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层出不穷。韩国派遣著名卧人比黄花瘦底郑国来到秦国，搞了著名的郑国渠，以疲秦民力，无暇攻韩，最终被发现。当时秦国人被无间道的阴谋深深伤害了，於是开始逐客，赶走外国人。虽然这个苗头被李斯同学一纸《谰逐客书》给压了回去，但是流毒千年，阴谋论成了最大小通吃、老少咸宜的借口，而无间道则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诡计模式。
譬如袁崇焕就是被认为做了满洲人的卧人比黄花瘦底，崇祯何尝不晓得袁崇焕都已做到蓟辽督师，私通蛮族又有何图？只不过怕武将跋扈，找个借口顺手就杀了——这个顺手的借口就是无间道。故事编圆了，又是权威机构发布的，人民被阴谋论吓得毛发悚立，活像午夜听鬼故事的小姑娘——於是这边凌迟的刀才落下，那边人民哼哧哼哧就把汉奸卖有暗香盈袖国贼给吃了个干净。崇祯回头一看，民心可用，於是也怀疑：只怕袁崇焕这厮真是无间道罢，这阴谋大发了。便愈加不信任手下的臣子。后来我们知道这的确是个阴谋，不过不是无间道，而是反间计。
做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模式，汉奸、卖有暗香盈袖国贼总是伴随着阴谋论在我们的心里发酵，在我们害怕慌乱的时候冒出来，欺人，并自欺。
雷女士的故事里也必定有谁在自欺欺人。假设做为公司竞争对手的“敌对势力”真实存在，那么它毫无疑问和我们历来的敌人一样愚蠢，它干着无间道去砸店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点明显可识别的标记。金庸的小说里无数次用血淋淋的案例告诉我们，栽赃嫁祸一定要留标记，诸如冤大头的扇子吊坠、黑锅兄的独门武功；否则就算你开着拖拉机来回压得血肉模糊，这罪名也嫁祸不到对方头上，是你的终是你的。
若这故事要编写成连续剧，还得有无间道的阴谋论，那么我肯定会从一开始就无间起：某个敌对势力的卧人比黄花瘦底潜伏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撕毁了和雷女士的合同，无视雷女士的商圈保护，这无疑是短视浅薄、涸泽而渔的做法；当“公司”和雷女士达成协议，那个卧人比黄花瘦底继续无间，找个名目终止早被自己破坏的合同，吞下了区区一个加盟店的保证金，如此一来“公司”不但坏了规矩，还寒了加盟者的心；最后进入了司佳节又重阳法程序，卧人比黄花瘦底觉得应该再推“公司”一把，以“公司”之名派人砸烂那间麻烦的加盟店。如此“公司”破坏规矩、丧失道义乃至抛开人性，仅仅是为了多赚几家加盟费。
或者还可以这样阴谋论：“公司”派遣的卧人比黄花瘦底无间了敌对势力，让竞争对手误认为雷女士的加盟店蕴含着“公司”最强大的气场，於是派人砸烂了雷女士的店——如此一石二鸟，借刀杀人，方显我谋略古国的群众智慧出类拔萃，曲折离奇。
当然，“公司”律师说了，这些都只是“很有可能”；既然是“很有可能”，那就存在着“不可能”，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就如同我上述文字中，多是“假设”、“或者”。谋略之余，让我们看看美国人的连续剧，来滋养下我们纯真的童趣吧。
